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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. 辛德勇《漢書》概說|基本版本與參考書籍

      原標題:辛德勇《漢書》概說|基本版本與參考書籍

      “辛德勇《漢書》概說”系列共七篇,此為最后一篇。

      在今天讀《漢書》,并且談到《漢書》的版本,首先不能提及中華書局點校本《二十四史》中的《漢書》。

      這個點校本依據的底本,是清末王先謙所著《漢書補注》(光緒二十六年王先謙虛受堂原刻本,1983年中華書局有影印本),而《漢書補注》主要依據的是明末毛晉汲古閣刊刻的《十七史》本。不管是從班固《漢書》本文角度看,還是從后人的注釋??苯嵌瓤?,汲古閣本都不能說是一個十分理想的底本。不過中華書局當年點校此書,并不是想要校定一個學術善本,只是想要給中學以上文化程度的普通讀者提供一個便宜的讀本。按照這樣的標準來看,也不需要對版本過分講究,中華書局的??惫ぷ?,自然也就沒有按照高標準學術要求去做。

      令主持其事者始料不及的是,隨著《二十四史》點校工作的進展和后來的實際應用,中華書局點校本《二十四史》竟被用作學術性??鄙票?,甚至被奉為權威性文本。雖然稍顯荒唐,可這就是實際的情況。

      盡管從嚴格的學術意義上講,現在通行的中華書局點校本《漢書》不夠十分理想,但一般應用,不管是專業的研究者,還是普通的文史愛好者,我還是建議首選此本。

      下面,我先和大家談談中華書局點校本的底本王先謙著《漢書補注》。

      在顏師古之后,仍有一些給《漢書》作校注和考訂的人。在這方面,尤以清人所做工作更多,質量也最高。蓋清代考據學興盛,學者們為校正考訂《漢書》投入了很大精力,所以能夠取得豐碩成果。到光緒年間,王先謙匯總這些成果,撰成《漢書補注》一百卷。這部書囊括迄至清末的絕大多數《漢書》注釋和考訂工作,但王先謙多止于客觀采錄前人舊說而不大寫下自己的主觀斷語,屬于一種集注性質的著述。從《漢書》注釋的演進歷程來看,這部書堪稱一部集大成性的著述,給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。

      不過讀者在使用王先謙《漢書補注》時需要注意如下兩點。一是王氏此書,并非將此前相關著述悉數包攬在內,還有一些頗有價值的注解沒有收錄。譬如民國時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曾購得一清代失名學者所撰《漢書疏證》二十七卷,后日本學者狩野直喜先生與同仁募集資金,在日本影印出版,題作“《漢書補注》未收書之一”(盡管楊樹達先生對這部書的水平評價不高,在所著《積微翁回憶錄》中稱“閱之殊無精彩”,但這是由于他老人家水平和眼界都實在太高,與大多數《漢書》注本相比較,可以看出此書仍有一定參考意義)。又如清嘉慶時甘肅秦安學者楊于果所著《史漢箋論》(刊行于道光年間),對《史記》《漢書》都有一些頗有價值的見解,亦因作者僻處西北邊地而為王先謙所未能采及。還有在王先謙此書刊布前,有王榮商于光緒十七年撰成同名著述《漢書補注》七卷(有當時刻本,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《兩漢書訂補文獻匯編》影印此本)。與王先謙匯聚眾說不同,王榮商氏書中寫的都是他自己的見解,并且有較高見識,很值得閱讀、利用《漢書》者參考。二是如同利用《史記會注考證》這樣的書籍一樣,在征引《漢書補注》中各位學者的見解時,要盡可能回查并依據原書。

      在王先謙刊行《漢書補注》之后,還有一些中外學者,對《漢書》做過重要的注釋工作。其中價值最高的是近人楊樹達先生所撰《漢書窺管》。其書見識精深邃密,發明殊多,是一部難得一見的杰作;也可以說是學者研治《漢書》不可或缺的參考書。另有吳恂撰著《漢書注商》,直接針對顏師古注和顏氏引述的前人舊注,提出許多新的訓解。此外,日本漢學家狩野直喜先生,著有《漢書補注補》,即針對王先謙《漢書補注》再做增補。此書考辨史事,謹嚴細密,惜未能完成全書,僅成本紀部分和個別表志。這部未完成的書稿,先在《東方學報》(京都)上連載,后來收入狩野氏文集《兩漢學術考》。

      以上這些著述,都是沿承傳統的方法,以史籍箋釋為主,與之稍有不同的是,陳直先生所撰《漢書新證》,是以古代文物特別是各類漢代銘文來證釋《漢書》。作者搜羅相關文物、銘文比較豐富,提供此等第一手信息供治史者參考,便利讀者頗多。不過需要注意的是,陳氏所列古代器物和銘文頗羼有贗品,研究者需要甄別;另外作者分析問題的水平不是很高,所談看法更不宜簡單信從。

      中華書局點校本利用王先謙的《漢書補注》作底本,實際上是去掉王先謙“補注”的內容,僅剩存顏師古注本《漢書》本身。由于這個出自汲古閣本的刻本存在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,所以學者們在必要時還需要參據一些《漢書》的古本。

      《漢書》最早、也是最權威的古本,過去普遍推崇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中影印的所謂北宋景祐刻本。實際上北宋刊刻的《漢書》,只有一種太宗淳化年間的國子監刻本。除此之外,《漢書》在北宋時期再別無刊本。這個淳化本的書版在真宗景德和仁宗景祐年間曾兩度剜改,亦即修版重印,“傳說”中的景祐刻本《漢書》,只不過是淳化刻本的景祐改補印本而已。至于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中影印的所謂景祐刻本《漢書》,其實際刻印成書,已遲至南宋初年(趙萬里《中國版刻圖錄》之《目錄》),屬于南宋國子監依據北宋淳化印本重刻的本子。

      在西夏黑水城遺址出土文獻中,有一片殘損嚴重的《漢書》印本殘葉,因避宋諱“敬”字,故應屬西夏輸入的漢籍。這片殘葉屬《漢書·陳萬年傳》,同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影印的所謂景祐本《漢書》相比,行款、字體都有很大差別,而黑水城這片殘葉體的字體風格要比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影印的所謂景祐本《漢書》更為古拙,行款也與北宋時期官刻本通行的款式相符;特別是同同時刊刻的十四行本《史記》,行款和字體都非常相似(此《漢書》刻本每半頁13行,滿行26字,北宋刊十四行本《史記》雖行數比它多出一行,每行字數卻完全相同)。因而我推斷黑水城遺址出土的這塊《漢書》殘片,應該就是后印的淳化剜改本(別詳拙文《比傳說中的景祐本更早的〈漢書〉》,收入拙著《正史版本談》)。判定北宋淳化刊本的版刻形態,對系統認識《漢書》的版刻體系,具有重要的基礎性意義。

      黑水城遺址出土北宋淳化刻后印本《漢書》殘葉(據《俄藏黑水城文獻⑤》)

      除了淳化年間的國子監剜改印本及其在南宋初年的重刻本之外,南宋寧宗慶元年間建陽劉之問(號元起)書坊刊刻的“宋景文公用諸本參?!敝?,在各種古本《漢書》中最具有特別的價值。

      此慶元本今學人較易見者,有2003年線裝書局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和《中華再造善本》叢書影印的同一藏本。惟此本除卷首目錄之末有“建安劉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”牌記,而《陳勝項籍傳》篇末則另有“建安黃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”木記。日本阿部隆一等學者研究,以為應是先由黃善夫書坊刻梓印行,板片后來才又轉售到劉元起書坊。這種書版轉售現象,在書坊之間經常發生,絲毫不足為奇。前述兩種影印本都是線裝本,日本京都朋友書店在1977年影印的米澤上杉氏舊藏本,則為精裝三冊,更便學者庋藏和閱覽。特別需要指明的是,這部米澤上杉氏舊藏本和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藏本都有缺頁或補配,但相對而言,米澤上杉氏舊藏本顯然要完善得多。

      線裝書局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慶元本《漢書》

      這個慶元本宣稱它所利用的宋祁校本,共依據參校十六家“善本”,其中包括“古本”、“唐本”、“江南本”等,“或有明儒辯論,亦附于是?!簿拔模ò杆纹钭志拔模┧秸?,悉從附入,以圈間之,使不與舊注相亂。又自景文校本之外,復得十四家善本,逐一讎對”(慶元本卷首劉之問識語。案劉氏稱宋祁“所校本凡十五家”,但實際列舉的參校本是十六家),保存很多《漢書》的異文以及《漢書》舊注。

      日本朋友書店影印慶元本《漢書》

      這個“宋祁校本”附列之所謂“諸儒辯論”,包括如下著述:

      蕭該《音義》 司馬貞《索隱》 孫巨源《經論集》 學官《考異》 章衡《編年通載》 楊侃《兩漢博文》 《漢書刊誤》《楚漢春秋》《史義宗本》《西京雜記》 朱子文《辨正》 孔武仲《筆記》 三劉《刊誤》〔劉攽 劉敞 劉奉世〕《紀年通譜》

      其中宋人劉攽、劉敞、劉奉世“三劉”的《刊誤》相當重要,今首見于此本,而中華書局點校本系統的本子俱缺載這些內容。又前述臧庸輯錄的《漢書音義》,也主要是依據此等“宋祁校本”。

      清人全祖望在《鮚埼亭集外編》卷四八列有一篇題作《辨宋祁〈漢書〉校本》的文章,謂此本雖于“宋槧《漢書》,引之甚備”,然“細閱之,乃知非景文之書”,實乃“南渡末年麻沙坊中不學之徒依托為之”。近人張元濟則以為“依托之事,或可信然”,但校語中所說諸本,若如全祖望指斥的那樣全出“信口捏造,則未免過甚其詞”,大多應有確實依據(見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影印所謂景祐本《漢書》篇末張氏跋語)。王念孫在《讀書雜志》中考?!稘h書》的文字舛誤,即往往引述宋祁校語以訂正時本;還有敦煌所出唐初寫本,也可以印證其中一些文字。因此,在深入研究某些問題時,還是應當充分注意參照此本。清人周壽昌即明確指出,在《漢書》版本中當以此“慶元本刻最佳”(周壽昌《益思堂日札》卷五)。案周氏乃著有《漢書注校補》(即“校補”顏師古之注),且水平很高,顯示出他對《漢書》花過很大功夫,因而他的評價更多應是出自對《漢書》文字內容的具體勘比,值得我們重視。

      《四部叢刊》初編影印全祖望《鮚埼亭集外編》之《辨宋祁〈漢書〉校本》

     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,北宋淳化年間刊刻《漢書》以及景德、景祐年間勘改此本版片時,都曾專門組織臣僚??边^《漢書》,宋祁尚且直接參與了“景祐刊誤本”的勘定事宜(見慶元本《漢書》卷首。宋馬端臨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引宋官修《崇文總目》),而如前所述,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影印的《漢書》,就是南宋初年重新翻刻的這種“景祐本”,現在查閱,也比較方便。若以太宗淳化年間所??陶叨?,當時依據的底本,恐怕無一不是傳自唐世之故物(至遲不過五代而已),甚至還很可能含有六朝時期的寫本。景德年間勘改此書時也是“博訪群書,遍觀諸本”(《宋會要》之《崇儒》四《勘書》);景祐元年,校改《漢書》,同樣是“參括眾本,旁據他書,列而辨之”(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影印所謂景祐本《漢書》篇末余靖上言)??睍T臣自是斟酌眾多版本,采擇其精善者以從,最終校定這些官本。因此,在利用慶元本附列的異文時,需要充分注意參據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影印的南宋初刊本等早期官刻本的情況,綜合分析,確定取舍,不宜簡單輕率地相信麻沙坊賈的說法。

      好了,關于《漢書》的基本狀況,我就和大家談到這里。上面的話不一定都很妥當,但希望能對大家閱讀和利用《漢書》來做文史研究有所幫助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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